实际上，讨论行政事实行为的意义恰恰是在诉讼上，就是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不同于行政处理的特点，所以对其进行救济也要对症下药。
参见：黄卫平，刘王裔.我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实践：现状、困境及对策——基于全国20个试点样本的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4，(3):60. [6]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诸多明确要求。从比较和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我国开展官员个人事项申报整体还处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阶段。
作为反腐败利器的财产申报制度，既要使人心惊胆战，更要闪耀人性之光。对于俄罗斯社会，反腐败问题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大量腐败已经达到形成社会灾难的地步。(2)被核查公职人员申辩机制。3.财产申报制度功能的必然选择：由发现腐败线索进化为防止利益冲突。党纪严于国法，但纪律与法律的制度硬性明显不同，违纪成本显著低于违法成本，纪律震慑弱于法律制裁。
在当下的反腐实践中，违反个人事项报告规定已经正式成为认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违纪的事实之一。确立不能证明基于合法收入来源而取得的财产的归公机制，即在对公职人员申报的收入支出信息的比对过程中，凡是发现不能证明基于合法收入来源而取得的财产，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没收，收归国家所有。(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 《海洋基本法》定位渠道中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相反，是通过涉海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反馈到上层的立法部门。
【注释】 作者简介：史书丞(1991-)，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公法与海洋法研究。首先，出台《海洋基本法》是解决我国涉海法律零散这一问题的需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未明确说明的深海区域开发条款，为以后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争夺留下了各种法律缺失和空白。除此之外，在我国南海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海洋科研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等领域，可以与争端国开展合作与共同开发。
具体而言，面对国内涉海法律问题时，顶层设计是对大方向与原则的考量，横向上应做到与不同的决策部门互通有无。而从我国海洋发展需求角度分析，2010—2016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海洋经济发展潜力指数年均增速5%，海洋科技产出成果不断增多。
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相对于其他科学技术而言，海洋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的特点。对于我国的海洋权益，《海洋基本法》应建立一套实现海洋战略的中国式的、和平的法律表达。该法律后来与2002年出台的《加拿大海洋战略》共同为加拿大的海洋发展提供法律基础。在国际法框架之内，在合理正当表述我国海洋权益的前提之下，要释放足够的善意，来平衡亚太地区的海洋格局，化解周边国家对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警惕与敌意。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中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不仅可以为我国的海洋战略实现赢得国际舆论，更多的是为该法的延续性、为该法长远地发挥作用打下基础，避免因过于单一的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定位而限制对未来国际海洋问题的参与度。我国处于改革的深化期和经济的转型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树立了以海兴国的观念。我国现有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并不足以解决南海的领土划界纷争和专属经济区重叠问题，以致邻国提起的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给我国造成了一些国际舆论上的负面影响。首先，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对《海洋基本法》的定位要立意高远。
在周边国家相继出台了海洋战略的情况下，党的十八大为我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是顺应世界海洋发展潮流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法作为统摄性的涉海法律，其研究与制定十分复杂，工作量巨大。
信息技术的发展拉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政治层面的战略，需要在我国的《海洋基本法》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定位上对战略有所凸显。
我国虽然在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大国，并呈现出经济发展平稳上升的态势，但是在地区争端中并不处于国际舆论上的优势地位。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是充分运用海洋科技、进行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的有效渠道。因此，《海洋基本法》在定位上需要与军民融合战略作好衔接，保护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海洋权益。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同我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领域争端解决模式相契合。英国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在于通过提高综合管理和统筹能力，对本国管辖海域和周边海域的海洋资源实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向深远海拓展，实现了从水深300米到3000米的跨越。
面对日益复杂的海洋问题与国际法上话语权的相对劣势，《海洋基本法》的出台十分必要，而其准确的定位更可以使得《海洋基本法》达到其预期的应有效果。海洋科技需要经受住来自不断变化的海上气候环境的考验，同时需要顾及如何降低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
其次，《海洋基本法》的出台是形成涉海法律研究体系、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学术支持的必然要求。《海洋基本法》既有综合性、全面性的功能需求，又有指向性、引导性的思想需求，需要各个部门内部的顶层决策机构来加以配合。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从定位的渠道角度分析，有着二元性的特点。涉海的法律法规没有形成旗帜鲜明的海洋法体系，而是分散地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以专项立法、单行法的形式单独地解决某一领域的涉海法律问题{1}，没有一部海洋基本法来统摄。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是顶层决策部门的掌舵，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则是大量个体在实践和认知中不断修正提高的汇聚。未来地球资源的紧缩更使深海区域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海洋科技与海洋产业日益凸显其对国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胜性。战略主要解决的是目标、方向和准则，并不是行动本身。出台《海洋基本法》十分必要，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海洋事务处理能力，也可以解决海洋强国战略实践中立法滞后、零散及操作性不足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舞台，我国既是经济发展中的海陆复合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着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海洋基本法》的出台还处在酝酿和准备阶段。
这表明，沿海国即使在有技术和资金开发大陆架资源时，也不得损害其他公约签署国的合法权利，大陆架资源开发需要合作和配合，不能仅仅依靠沿海国的开发意愿来进行。这种定位与越南在该国海洋基本法中将海洋争端扩大化、国际化有所不同。
一带一路倡议中，一路所指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在新时期可为我国起到海洋权益保护和适当拓展的作用。专属经济区内，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公约也并未进行明确说明。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适当借鉴英国的海洋基本法。加拿大1997年颁布了《加拿大海洋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海洋进行综合性管理的国家。随后又于2008、2013年补充了两期《海洋基本计划》，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与日本海洋战略相匹配的完整的海洋基本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空白与模糊之处，以及我国在南海争端中长期的保守温和态度，导致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以国际舆论炒作为手段，挤压我国的南海海洋权益空间。
英国则是于2009年出台《海洋基本法》，直接原因仍是本国海洋权益的法律维护，旨在维护其分散的渔业资源管理并应对海洋污染所致的海洋产业低迷。另一方面，《海洋基本法》是一部涉及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法律，其定位必须明确和准确表达。
因此，《海洋基本法》不仅要在定义和内涵中传达和平崛起信号，传达习近平主席因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崛起的不安而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更要注重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的合作与平衡，缓解整部法律由于其首要定位而体现的攻击性、侵略性。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无法全面掌握《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内容。
美国在1945年率先发布《大陆架公告》{2}，表明了其对于大陆架区域的法律地位。后者更重视个人和局部在《海洋基本法》形成秩序过程中的自发性和潜力性：在《海洋基本法》构建中，通过大量个体和局部的知觉而被经验的涉海法律关系和涉海实践有其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需要通过扩大参与度来加以深化。
